4月7日，《邓伟眼中的世界名人摄影展》在中国美术馆举办。邓伟，一个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，后又留校任教的普通人，却让许多叱咤风云的名人上他的镜头。这里面有多少难以逾越的障碍和困难？
邓伟说：我从1986年开始计划这件事，并给100多位世界名人写了拍摄邀请信。我把我的计划告诉了朱光潜和李可染先生。但两位先生都持反对态度。朱先生认为，西方社会很难接纳一个东方人的这种文化行为。李可染先生认为我发疯了，他觉得我想都不该想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钱钟书先生对此有一个有趣的比喻，说这好比是在茫茫大海里有一条船，没有桨，没有罗盘，也没有发动机，一个小人坐在里面，用两臂拼命地划呀划呀，可是那个容器根本就不能前行。但三位老先生到最后还是被我说服了，并给了我很大的支持。李先生、朱先生为我写了出国推荐信，钱先生给了我400元钱。
1986年——1988年，我发出去的信都没有回音。到了1989年，我差不多寄了500多封信。每封信两页纸，内容都是相同的。只是开头的年龄变了，今年25、26、27、28岁，那是告诉对方我为此在付出着生命的代价。后面的简历变了，每一年我都没白过，总在做着什么。那时还没有电脑，所有的信都是手写，还不敢用复写纸，觉得对人家不尊重。每次都得抄100多封，抄得手指头都扁了。
1990年应邀赴英国讲学，开始拍摄世界名人。出国以后，感触最深的就是没有人愿意帮助你，特别是有钱人。我去新加坡拍完我的第一个拍摄对象李光耀后，乘飞机回到英国。当飞机降落在希思罗机场时，我的心里充满了悲哀。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去哪里，也不知道谁能收留我。我兜里只有几百英镑。当时，我甚至都想，哪怕有谁能让我把相机设备存放一下，我睡马路都没关系。后来我遇到了一位姓阎的80多岁的老妈妈，让我在她家的客厅里睡了三天。老人家今年已经90多岁了，为了感激她，我给她买了10年的米。
为了能接近这些名人，我付出了8年的时间，甚至更长。其实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的拍摄对象也在不断地调查研究我。基辛格的桌上就放着一大摞我的个人资料，包括我的学习成绩单。听说他们还到英国皇家摄影协会咨询过我，那边出过关于我摄影艺术的、技术水平的评估报告。再比如说李光耀，他也派人调查过我。不但去了英国，还去了中国驻新加坡使馆调查，并去图书馆查找看有没有我的著作和摄影集，结果看到了我拍的《中国文化名人》摄影集。所以，我与我的每一个拍摄对象之间都是一个相互解读的关系。著名摄影家王文澜曾经对我说过，我们在国内拍摄是我知道人家，人家不知道我。你就不同了，你既知道人家，人家也知道你。这是很有意义的。
（《北京晨报》2001．4．7何平平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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